对于成年人，教化团强制开设“华文习艺所”或“夜校”，要求所有人在规定时间内学习基础汉语。
学习进度与口粮配给、工作机会直接挂钩。
学得好的，或许能多得一点米粮。
抗拒或学不会的，则被克扣配给，甚至强制进行苦役。
所有街道名牌、商店招牌、公告栏，甚至墓碑上的英文，被强行铲除或覆盖，一律更换为汉字。
悉尼歌剧院变成了“雪梨乐坊”，墨尔本变成了“墨镇”，达尔文港则被正式命名为“定北港”。
整个澳大利亚的视觉景观被迅速而彻底地“汉化”。
在推行汉语的同时，一场更为深刻的、针对个人身份的文化改造也随之而来。
教化团颁布法令，要求所有澳大利亚居民必须在规定期限内，放弃原有的英文姓名，改用汉姓汉名。
教化士们甚至准备了厚厚的《百家姓》和寓意“温顺”、“忠诚”、“归化”的字词列表，强行分发给民众。
于是，无数个“史密斯”（Smith）被迫改成了“史氏”，“琼斯”（Jones）变成了“钟斯”，“威廉姆斯”（Williams）成了“魏氏”。
原本叫“约翰”（John）的男孩可能被随意安上“赵安”的名字，叫“玛丽”（Mary）的女孩则可能成了“李淑贞”。
这个过程充满了粗暴和随意，完全无视个人的意愿和家族传承，目的就是要斩断他们与过去的文化纽带。
教化团的工作远不止于语言和姓名。
他们系统地批判和禁止一切与澳大利亚原历史、文化英雄相关的纪念和传播，将其贬低为“蛮夷陋习”或“殖民残余”。
取而代之的，是日夜不停地宣扬南明帝国的“正统性”与“优越性”，以及牛天赐的“天命所归”和“浩荡皇恩”。
原有的节日被禁止庆祝，取而代之的是南明的传统节日，如“皇帝万寿节”、“帝国开国纪念日”等。
在这些日子里，民众被强制要求悬挂日月旗，诵读对皇帝的颂词。
面对如此彻底的文化灭绝政策，澳大利亚社会陷入了更深的痛苦和压抑。
在公开场合，人们被迫使用生硬的汉语交流，穿着南明推广的服装样式，使用着新的名字。
但在私下里，在家庭的壁炉旁，或许还有老人用低不可闻的英语，向孙辈讲述着模糊的过去，那歌声、那故事，成了内心深处最后的文化火种。
然而，在征服者铁腕的高压和生存的本能面前，大多数人也只能选择无奈的屈服。
学习汉字、改用汉名、遵守新的规矩，成为了活下去的必要条件。
短短时间内，澳大利亚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表面上，它正在被迅速而强制地“南明化”。
街道上飘荡着拗口的汉语对话，店铺挂着陌生的汉字招牌，人们顶着不属于自己的名字艰难求生。
张虎、秦可磊、宋文卓等人作为征服者和实际统治者，对澳大利亚境内暗流涌动的文化抵触情绪心知肚明。
教化团的报告、情报人员的密报，都清晰地指向一点：表面的顺从之下，是深植于心的文化认同在默默抵抗。
那些在深夜低声吟唱的古老歌谣，那些在私底下偷偷讲述的家族故事，那些对强制汉名和汉语的消极敷衍，都如同野火下的草根，看似被压制，实则潜藏着复燃的危险。
张虎不敢怠慢，将这份关于“澳民表面归化，内心犹存异志”的详细评估，通过加密电报，火速呈送汴京。
皇宫御书房内，牛天赐看着叶八郎呈上的电报，脸上没有丝毫意外，只有一丝不耐烦的冰冷和轻蔑。
“哼，蛮夷之辈，果然冥顽不灵！”他将电报随手掷于案上，语气中充满了对劣等文化的定性，“朕给了他们活路，给了他们成为帝国子民的机会，甚至不惜耗费国力派遣教化团悉心‘引导’。
奈何朽木不可雕，粪土之墙不可圬！他们心中那点蛮夷火种，看来是无法用教化撼动了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那幅涵盖了整个东亚、北亚和澳洲的庞大帝国疆域图前，目光冷酷地扫过澳大利亚。
“既然无法在当地将他们彻底熔化重铸，那就换个法子。”牛天赐的嘴角勾起一抹残酷的弧度，“把他们连根拔起，扔到已经驯服的土地上去，让环境磨掉他们最后那点硬骨头！”
他转向叶八郎，下达了新的、更为彻底的命令：“传朕旨意给张虎：即日起，启动‘徙民’之策。将澳大利亚境内所有原住民，以家庭为单位，强制拆散，分批迁出！”
“目的地？”叶八郎确认道。
“朝鲜半岛、库页岛！”牛天赐手指点向地图上方，“那里经过‘净源’和长时间的教化，已是纯正的华夏风貌，帝国民心稳固。
把这些澳夷分散安置到那里的村镇之中，每户澳夷周围都是朕的忠诚子民！
让他们每日耳濡目染，看的都是汉字，听的皆是华语，交往的也都是习惯了帝国规矩的顺民！
朕倒要看看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他们那点蛮夷习气，还能坚持多久！
他们心中的火种，还能不能找到可以点燃的干柴！”
他顿了顿，补充了最关键的一点：“记住，迁徙过程要快，要分散！
绝不允许他们同乡聚居，相互取暖！
朕要的是他们被彻底淹没，被同化，而不是形成新的蛮夷据点！”
这道旨意如同最冷酷的判决，降临在刚刚经历战火和文化摧残的澳大利亚白人居民头上。
南明军队和教化团再次行动起来，挨家挨户进行登记、驱赶。
无数家庭在刺刀的威逼下被强行拆散，父母与子女、兄弟与姐妹被分别编入不同的迁徙队伍。
哭喊声、哀求声再次响彻天空，但这一次，不是面对死亡，而是面对比死亡更漫长的文化湮灭之路。
他们被像货物一样塞进拥挤的运输船，历经颠簸，最终被抛散在朝鲜和库页岛那陌生的、已经完全“南明化”的土地上。
举目无亲，语言不通，习俗不同，他们成了自己土地上的异乡人，被迫在强大的主流文化包围中艰难求存，为了活下去，不得不更快地放弃自己原有的语言、名字和记忆。